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医院，只有中国的医院是十字形标志？《中国医院十字架的来历》

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，本是耻辱的标志，也是一种酷刑。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，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、和平、拯救、仁爱的象征！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此有关。

关于中国医院十字架的由来，可谓鲜为人知！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。非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没有关系。在非基督徒的眼里，中国医院十字架与瑞士的国旗有关（注：请不要忘了瑞士也是基督教国家）。事实上，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世界各国的医院都没有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。只有中国的医院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。这是因为，中国医院的前身就是悬挂十字架标志的教会医院。教会医院属于基督教组织所创建，且医院最初建筑得像一座教堂，屋顶上有十字架。中国医院一直沿用十字架作为标志。中国基督教会也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。不过，虽然都采用红色，但是二者的比例略有不同。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？

西方传教士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进步之路，以自己的血汗、青春、生命为代价，不远万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。遍布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区。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：“我若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我若有千条性命，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”，表达他对中国的爱，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。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「不是为中国，是为基督」。

殊不知，教育、出版、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，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。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：赵洪钧：《近代中西医论争史》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9年；马伯英、洪中立：《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》，上海文汇出版社，1993年；吴义雄：《在宗教与世俗之间——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；赵璞珊：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0年第3期；杨念群：《“地方感”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》，《学人》第12辑：《传教和行医：不同道不相为谋》，《自然辩证法通讯》，1996年第4期；邹振环：《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》，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，1986年第1期；陈建明：《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》，《宗教学研究》，2000年第2期。

近代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。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，天主教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，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，为贫困、残废者看病。公元9世纪的欧洲，设有许多与修道院相连的医院，供来客住宿和看病。文艺复兴以后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，医院快速发展，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、集治疗、护理为一体的今人所熟知的医院。这种制度，随着传教士的足迹，传到美洲、非洲和亚洲。

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，并非始于晚清。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，在所著《职方外纪》(1623年出版）中，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：但是，医院制度传入中国，始于晚清，始于新教传教士。

早在1820年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（1782～1834年）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，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。几个月内，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。1827年，马、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(T.R.Colledge)医生，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，主要为穷人施诊，主治眼病，兼治他病，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，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。据统计，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，5年之中，共治愈4000余人。

1828年，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。

1835年11月，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（1804～1889年），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——广州眼科医局，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。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，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，具有一定规模，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，收留40个患者住院。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，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，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。没有什么反对医院的事情。倒是为政府官员所熟知和肯定。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。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，双眼患有白内障，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，她回答道：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把它们取出，再把它们放进去。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，病者日增，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，有时多达600人。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，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，共为1.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。

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，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，包括妇女、麻风病患者、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。在传统中国，男尊女卑，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，缠足，健康问题更加严重，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。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。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的鼓舞，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，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。以后，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，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，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，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（根据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98年第7期上《北京道济医院考略》作者：陈凤林,刘士英,梁峻（均为非基督徒）的资料：

1863年，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.D.M来到北京，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，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。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，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。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，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，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，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。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，回到家里大哭！

有感于此，Douw.D.M返回美国，向长老会募集财物，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，于1885年再到北京，建立女子医院，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。医院建立后，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、预防接种，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。（注：陈凤林等：《北京道济医院考略》，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98年第7期。）也是在1885年，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，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。1901年，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，专门收治女病人。

当Douw.D.M把一个十字架挂在医院门口，医院建立后，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、预防接种，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。也是在1885年，美国基督妇女传道服务团，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。1901年，美国基督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，专门收治女病人。新的接生法使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，成活率大大提高，人们信赖这种挂有十字架标志的医院，即使文革浩劫，也没有挪去这些布满中国城乡的十字标志，中国医院十字架的标志因此而保留至今，这不能不说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。